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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然而也有學者持相反態度。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郭巍青認為，在反焚燒討論中，反燒派通過“創造文本”與“打通路徑”，實際上推進了政策議程。
　　在技術層面，反燒派是在“摻和”，還是那個皇帝新裝中的小孩，這在當下無法驗證。但對于垃圾焚燒中的倫理、技術以及標準問題，反燒派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
　　以新標為例。反燒派對這部“史上最嚴標準”并不放心。二次征求意見稿出臺后，15家環保組織曾將十多條意見寫成聯名信，提交至環保部官網，至今未得回復。
　　聯名信指出，氮氧化物和重金屬標準較松，沒有達到歐盟標準；二惡英標準盡管與歐盟相當，為0.1ng-TEQ/m3，但監測手段有問題，測定為一年一次，很可能測時造假、長年超標，應改為每月一次，連續采樣。
　　意見稿規定，應依據環評結論確定廠址與人群距離，經環保主管部門批準后，可作為規劃依據。聯名信撰寫參與者、環境史博士毛達向財新記者表示憂慮，認為這是將選址權交給環評和政府部門，“實際操作中，大家都按最低要求300米來定，怎么辦？”
　　類似觀點交鋒多次在現實中上演。2010年8月，毛達致信北京市政市容委主任陳永，對其“北京垃圾焚燒的技術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，不會對市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響”的判斷表示質疑。
　　他引用世衛組織歐洲辦公室2007年做出的有關垃圾焚燒與公共健康關系的結論稱，盡管煙氣控制使焚燒廠對居民的可測健康影響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其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并未得到充分評估。
    標外爭議
　　在廣州番禹居民抗議垃圾焚燒活動中，這樣一個問題被提出：即便技術本身能達到歐盟標準，會不會存在“南橘北枳”的風險？
　　經過采訪和梳理，財新記者發現，垃圾焚燒標準落后其實只是此領域鄰避運動產生的其中一個原因。在標準之外，至少還存在四大原因——
　　首先是項目建設過程中的立項、環評、開工往往不夠透明、不夠公開，更不夠親民。其次是垃圾焚燒廠建起來后，環境數據要么不公開，要么公開有限、滯后。
　　第三是垃圾焚燒廠的污染數據基本上是企業自監自測自公布，沒有當地環保部門和企業之外的、公眾信任的第三方來監督這些數據的真實性。第四是一旦發生垃圾焚燒廠污染，公民的法律救濟渠道不暢通。
　　自然大學（環保NGO）研究員陳立雯在過去四年間，做過28次垃圾焚燒項目的信息公開申請。她發現，對于飛灰和爐渣，相關部門只能給出產生量數據，而其去向無處追索。